乐鱼体育- 乐鱼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平台LEYU SPORTS思想者｜陈杰：“好房子”助力城市有高度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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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背景下，2023年1月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各项制度要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要大力提高住房品质，为人民群众建设好房子。2025年3月，“好房子”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5月2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把建设“好房子”扩容为建设“四好”，即“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2025年6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扎实有力推进“好房子”建设，纳入城市更新机制加强工作统筹，在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可见，“好房子”不仅着眼于城市居民居住品质提升，更要着眼于如何让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安居宜居和谐共生、协同互促，从而实现可持续升级的宜居。

　　城市需要必要的“高度”，才能实现“盛民”与“兴业”的互促。高楼在城市房屋中的占比，体现了城市土地的价值。以上海为例，虽然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全市高楼（八层以上房屋）在1980年只有121幢，总建筑面积也仅有127万平方米，在全部房屋面积中占比不到1.4%。即使到了1998年，上海高楼也只有2743幢，总建筑面积4498万平方米，在全部房屋面积中占比为14.3%，高楼数量仍然相当有限。但到了2023年，上海高楼已经达到5.8万幢，总建筑面积约5.9亿平方米，在全部房屋面积中占比达到37%，真正成为一个高楼众多、高度繁荣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1998年以来中国城镇住房事业的快速发展，支撑书写了在短短20多年内，数亿人口规模的快速城镇化与城镇人口住房脱贫解困同频共振的城市发展奇迹。然而，城市住房宽裕度的增加，并不总与品质提升同步，中国城市住房仍然还存在不少结构性缺口。就此而言，“好房子”绝不简单等同于“大房子”“贵房子”或“新房子”，而是要基于人们当下的居住品质升级需求，并结合城市发展理念转型与模式转换精准适配。因此，填补“好房子”的供给缺口，实际上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首先，中国城市现有居民对高品质好房子的潜在需求还很大，这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内需。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还有近三分之一居住在2000年之前建造的“老旧小区”，大城市中心城区居民住在老旧住房的占比更高。1998年房改之前建成的老旧房屋，质量低，功能设施落后，配套服务差，社区环境也比较差。2025年全国两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明确表示，2000年以前建成的城市老旧小区都要纳入城市更新的改造范围，因地制宜实施改造。即使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时期建成的商品房，由于大规模批量化建造，经常有规模上万户甚至数十万户的超级大盘小区，很多品质不佳，密度过大，高度过高，相当一部分还保养不佳。同时，中国城市青年一代对住宅及居住区的品质要求提升很快，十几年前设计建造的次新房有很多已经落后于快速迭代的市场新需求。因此，通过规划引领、标准引导、政策支持和改变住房供给模式，加快提供满足市民居住升级需求的“好房子”，对扩内需、稳投资、促就业都有多方面的助力。

　　其次，中国城市近郊农村居民对城市高品质好房子也有很高的潜在需求。中国农村居民住房质量普遍要比城市居民低，“七普”数据显示，中国5亿农村居民有40%以上居住在2000年之前建造的房子里。此外，农村住房建造质量标准普遍较低，同时限于各种先天基础条件，可享受的公共服务资源十分有限。不少调研显示，中国城市尤其二三线城市近郊农村居民，就近进城购“好房子”，不仅正在成为这个群体改善居住品质、享受更好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有助于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

　　再次，中国城市尤其大城市的现有住房存量，往往与新市民、青年人的居住需求之间存在多维错配。供需错配主要体现在户型、面积、地段、价格和服务等多维度。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提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正是为了动员社会多元主体、多种资源面向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提供契合他们需求、多维可及的租赁型“好房子”。这里的“可及性”，可以从资格可获得、空间可到达、财务可负担、价值可接受、使用可持续等多维度去理解。上海在保租房建设与运营方面可以说是全国的排头兵，积极推进“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保租房体系，同时积极进行融资创新，至今已有3单保租房REITs（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发行，占全国保租房REITs发行总数7单的近一半，募集资金超过56亿元。新建、改造与筹措多策并举，稳步增加针对新市民、青年人可及可负担的“好房子”供给，不仅可极大释放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潜力和激发奋斗热情，还能与城市聚人兴业引资结合，提升城市发展能力。

　　最后，在中国城市普遍进入存量时代的背景下，“好房子”建设及筹措往往与城市更新和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优化协同发力。“好房子”建设被纳入城市更新机制，除了造新房，更重要的是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努力把老房子、旧房子改造成好房子。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有不少好经验好做法。比如，杭州浙工新村、武汉青山区21街坊、成都中央花园二期等多地的老旧小区探索居民自组织自出资的自主更新，既展示了“好房子”来源的多样化，也是创新城市社区更新机制的重要尝试。此外，近年来中国很多大城市探索在城区周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住房，这个路径不仅可加快“好房子”供给，还能优化城乡土地与资本等要素配置，助力城乡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中国城镇300多亿平方米的住房存量，仍然还只是初步实现了让人“住进来”，其中有相当部分住房尤其城中村住房、老旧危房，还存在安全隐患。基层调研中发现，不少大城市面向新市民、青年人而建造或筹集的新型租赁社区，虽然入住率尚可，但这部分群体在这里经常“聚而不凝”，对社区及城市的融入感、认同感较弱，心理上的不稳定感不安全感较强。“好房子”不仅要发挥聚人的引力作用，还要积极产生凝心效应。要做到这点，需要高度重视以下几方面：

　　第三，“好房子”“好社区”要能催化城市新人良性的“再社会化”。新市民、青年人在一个城市的第一个居住社区，往往也是其在“再社会化”的第一站。权威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居民75%的时间在居住社区中度过。虽然“一老一小”在居住社区中度过的比例会更高一些，但青年人的比例也不低，尤其随着生产数字化的推进，不少青年人居家工作，甚至在社区中创业。因此，住房及社区对于很多新市民、青年人来说，是社会生活的最主要场景，也是习得当地生活习惯、感知所在城市文化与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之一。

　　第四，通过“好房子”“好社区”的良好公共服务体验，提升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和对所处社会的认同。住房及社区是个体及家庭获取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主要入口，也因此成为在社会中的“锚点”。在大多数国家，家庭地址都是基础公共、医疗健康、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分配的依据，并直接影响就业机会、文体设施、休闲娱乐、公园绿地和商业服务等社会资源的可及性。公共服务基于公共资金，其均衡性可及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关系社会和谐与社会凝聚力，也会影响社会发展潜力。公共服务能否做到高均衡性高可及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居住地周边的公共服务是否足够均衡并空间可及、交通可达、财务可负担。

　　演讲的最后，我想强调一点，要让新市民、青年人在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好房子”的供给就不能只着眼于硬件层面，还要高度重视软件层面。这也意味着，住房问题不再仅仅是建筑设计师与开发商运营商的事，而是需要社会多主体介入，要高度重视社区治理，并无缝隙全方位嵌入到社会治理体系。通过住房及社区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三元互融互促，“好房子”“好社区”不仅有力助力“好街区”“好城市”聚人，也能产生强大的凝心作用，从而让城市不再仅是高楼和人群的空间容量，更是富有温情的文明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