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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初期，中国考古机构的文物多数西迁，留在原地的部分大都遭厄运。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存北平、陕西两处，北平部分被日伪移至午门历史博物馆，结果被盗走300多件，而藏陕西的文物因陕西考古会房屋被日本飞机轰炸，而连带遭殃。中央研究院所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陶器，抗战前夕只携出若干标本，大部分留存南京，日军占据期间，用装有陶器的标本箱铺垫铁路路基，损失之大无法估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王振铎和曾昭燏分别保存的两批文物也全被日军劫去。在南京，日军还抢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批公私文物。全国各地寺庙和私人收藏的文物同样在劫难逃，损失不可统计。特别是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在1942年日军侵略期间突然失踪，造成了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此外，在沦陷区，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主权，大肆进行劫掠式的考古调查、发掘活动。1938年，原田淑人调查了北魏平城遗址。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议会在华北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邯郸赵王城。1940到1941年，关野雄调查临淄齐国故城和滕、薛二国故城。一些日本人还在周口店和殷墟等遗址进行发掘。1942至1943年，原田淑人又发掘了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还给中国文物图博界带来空前的流徙之苦。1938年，中央图书馆奉命西迁，携图书130箱，经汉口、长沙、岳阳达重庆，次年3月又迁江津白沙镇。浙江省图书馆则携中西文珍本图书10万册跋涉于永康、丽水、富阳、建德间，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在1938年3月转移到了贵阳，1944年又徙重庆。其他省市和大学图书馆的命运大抵皆如此。文物的搬运以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最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在1937年8月运出第一批，由南京出发，经汉口、长沙，最后到贵阳安顺，1944年再迁巴县；第二批文物分别从水陆两路抢运，水路经汉口、重庆到乐山，陆路从南京下关装火车，经宝鸡、汉中、成都到峨嵋。[7]“七·七”事变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着手选择藏品，分装多箱，一部分密存南京朝天宫故宫仓库和上海兴业银行，大部分珍品则于1937年7月离宁迁汉，旋入川，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库贮藏。[8]1939年5月，重庆惨遭日军飞机轰炸，6月，中博文物分三批迁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次年6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昆明上空时有日机轰炸，8月，中博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李庄镇。[9]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未复播徙。河南省博物馆部分文物在1938年11月也运到重庆避难。

　　1937年中博筹备处主任李济邀请留学欧美的吴金鼎、曾昭燏、冯汉骥、夏鼐等一批年青的考古学者到中博筹备处工作，[10]次年他们归国时，面对的是硝烟战火，于是都转道四川。冯汉骥很快获四川大学西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助，只身往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进行考察，在汶川县清理了石棺葬，其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道了这类墓葬，开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11]吴金鼎、曾昭燏等参加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工作。1938年11月，吴金鼎去云南苍洱境大理附近调查南诏时期太和故城、白王冢、三塔寺等遗址和马龙、龙泉、中和等史前遗址。翌年3月，吴金鼎和曾昭燏、王介忱发掘大理附近的马龙、清碧、佛顶等6处遗址，同时又调查发现了一些新遗址。[12]发掘者将苍洱境发现之史前文化和华北仰韶、龙山文化做了比较，发现苍洱境文化中的断线压纹陶与半月形石刀具有独特性，他们将其取名为“苍洱文化”。

　　1941年到1942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去彭山县双江镇附近发掘汉崖墓。发掘者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坚持清理了77座崖墓和2座砖室墓，出土数百件文物，其中以各类陶俑最丰富，发现的一件陶质佛座对研究佛教传入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彭山崖墓还为研究汉代建筑和艺术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13]1942年，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又和四川省博物馆合作，由吴金鼎主持发掘成都附近的五代前蜀王建墓，王振铎和冯汉骥参加了工作。这座墓规模较大，发掘中遭土匪武装抢劫，但发掘工作未曾停止，取得了较大收获。[14]是年，史语所和中博筹备处等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团分三组，敦煌组由向达担任，拟对敦煌壁画佛像作系统的整理，并尽力收集流散民间的写本经卷古籍；历史组由劳干担任，注重汉代遗迹和汉简的收集；史前组由石璋如负责，依瑞典人安特生所经之路，调查洮河流域史前遗存。他们开始在敦煌附近的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后又转往关中地区，石璋如在陕西调查了邠、乾、长安、武功、鄠、扶风诸县，共获遗址66处。[15]向达主要考察了敦煌千佛洞，考察中，他目睹少数人对敦煌壁画的破坏，愤而提出保护敦煌的措施，引起文化艺术界的普遍重视。[16]

　　1944年，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方面由向达、夏鼐、阎文儒负责。他们调查了兰州十里店、西果园一带的史前遗址，又自酒泉往金塔北海子探汉代烽燧遗址、瓜州故城；5月，在敦煌附近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11月，夏鼐、阎文儒考察汉玉门关、阳关和长城、烽燧遗址，于两关之间发现一批汉代有字木简。[17]1945年春，夏鼐赴临洮发掘，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上找到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18]纠正了安特生中国史前文化分期的错误。此后，夏、阎还往民勤、甘州、南山、武威等地调查和发掘。[19]除以上规模较大的考古活动外，在四川还有不少零星的考古活动。1937年，中央大学金毓黻、常任侠等在重庆附近调查崖墓，后又调查清理沙坪坝汉墓。1940年，卫聚贤、郭沫若、常任侠调查重庆江北培善桥汉墓遗物。次年，凌纯声、马长寿等在理番发掘汉墓。1942年，史语所和中博筹备处合作进行川康古迹考察发掘，在陈家偏、牧马山口、李家沟等地发现了一批史前时期和汉代遗存。[20]是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刘恩兰发掘理番蒲溪沟汉墓等。

　　抗战期间，沦陷区博物馆大都陷于瘫痪，日伪在东北建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奉天分馆”、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热河宝物馆等均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标本，实行奴化教育的工具。但是，在艰难的战争年代里，中国博物馆界的一部分有志之士为了祖国的文博事业而顽强地工作着。如1943年12月，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10余个科研机构发起组织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21]，四川省政府和四川大学合组四川省博物馆等。[22]在这方面，尤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工作最为卓著。

　　抗战初期，中博筹备处不仅缺乏稳定的工作条件，而且活动经费奇缺，1938年6月，为保管汉画像石棺及元兴铜镜等文物，需费不过百元，筹备处主任李济竟为之奔波两日方获解决。[23]但这并没能阻止中博筹备事业的发展。1938年冬，马长寿等继续开展川康民族调查，在越隽东部尼帝斯补埃绒三土司区域，调查了土司制度及民族文化，并获得一批标本。1941年，组建川康民族考察团，聘凌纯声为团长，考察了川康民族的物质文化及语言、体质、地理、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获文物标本600余件。[24]1939年12月，成立黔间艺术考察团，由庞薰琹、芮逸夫调查贵州省贵阳、安顺、尤里及贵定四县苗族村寨60多处，获标本402件。1941年，李霖灿在云南丽江设工作站，从事么些族象形文字、氏谱及其历史背景、宗教、婚俗、祭天礼等方面的调查。[25]1946年5月，中博筹备处还购买了同济大学德籍教授史图博收藏的325件海南岛黎、苗、傜各族文化珍品。[26]

　　中博筹备处在李庄的时候，继续采取与其他科研机构联合开展工作的形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40年7月，协同中国营造学社整理中国建筑史料，选择中国历代代表性建筑及附属艺术若干处制成彩色图，辅以照片、拓本、图表及文字说明，供将来陈列展览与制造模型之用。当时，重点调查了川康滇三省汉阙、汉崖墓及民居、会馆、牌坊、桥梁、水闸130余处。[28]1942年，中博与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合作，采集川康境内动植物尤其是鸟兽类动物标本，供将来自然馆陈列使用。

　　中博筹备处在从事各项野外调查和文物、标本采集的同时，对室内整理和研究亦予特别重视。室内整理主要由曾昭燏负责。曾昭燏(1909—1964)，中国现代女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湖南湘乡人。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1935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专攻考古学。1938年回国，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解放后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她和游寿、李霖灿等整理了长沙古物、颂斋和善斋铜器，原国子监旧藏铜器、墓志，从伦敦科学馆所购之机械图及调查所得之民族文物等，逐件在登记卡上注明编号、质料、形制、装饰、大小、好坏、出土地、收集者姓名等，并配合进行绘图或拓片工作，对漆、木器还设法加以修复保存。王振铎等研究了中国指南针和汉代车制，又制作大量模型以供陈列之用。[29]为将中博人员的研究成果及时编辑出版供社会各界使用，中博成立了由李济、郭宝钧、曾昭燏、王振铎、谭旦囧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先后印行出版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远东石器浅说》、《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标音文字字典》等专著。1942年，还组建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1943年，曾昭燏和李济合著《博物馆》一书在重庆出版，此书探讨了博物馆的组织、管理、建筑、设备、收藏、保存、研究、教育等各个方面，首次提出博物馆具有保存有价值的物品、辅助研究工作、实施实物教育和精神教育的四大功用，对指导中国博物馆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抗战伊始，筹建中的中央图书馆制定了《非常时期工作大纲》和《非常时期图书馆服务计划大纲》，以应急需。[31]1937年11月该馆迁川后，在重庆坚持开放阅览。1940年8月1日，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10月，图书馆学家蒋复璁受命任馆长，公布《国立中央图书馆组织条例》，规定该馆任务为：掌握图书的搜集、编藏、考订、展览以及全国图书馆事业的辅导事宜。馆长下设总务、采访、编目、阅览、特藏5组。1941年1月，该馆重庆分馆建成，阅览室日夜对外开放。[32]该馆非常注意收购因战争而流散于书肆中的善本书。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故家旧藏珍本图书万册，均为该馆所购获。此外还收藏了张氏韫辉斋大批珍本图书以及番禺商氏所藏之金石拓片等，使馆中秘本珍籍不断增加。[33]

　　1946年底，中博筹备处李庄与乐山两处人员暨文物抵宁。到1947年底又完成了行政用房及人文馆研究室和部分陈列室的建设。[36]同时，负责敌伪艺术文物的接收工作，1946年到1947年间，该处计接收汪精卫、陈长赓等人寓所文物数千件，以及上海和平博物馆、北平历史博物馆两馆全部文物，1948年，正式接收原北京古物陈列所文物，计达5300多箱，内有图书1200多箱。该处还接受了许多捐赠文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毛公鼎、司母戊鼎和尼米兹将军签降笔三器，前两器为蒋介石颁归该处收藏。[37]

　　1946年5月，中央图书馆将重庆分馆馆厦及部分图书器用移交教育部新设之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处，正式复员回宁。到宁后又接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近代科学图书馆、伪中央图书馆、泽存书库及汪精卫私人图书计近60万册。开放了成贤街阅览室，又在新街口和颐和路增设2所阅览室。1946年，该馆由钱钟书负责编辑出版英文《书林》季刊，次年编印馆刊，由郑振铎、王庸等主编出版了一批古籍，在出版品国际交换方面也殊有成效。[40]